历史本为悲剧,其最精彩部分即在挽狂澜于既倒者之活动。——陶元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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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老战士戴煌

February 25, 2016

 二十年前的一个上午,北京什刹海文采阁,《当代》召开我的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作品讨论会。戴煌来了。高高大大的戴煌,大嗓门儿,苏北口音的普通话,发言声震瓦宇。会议气氛凝重,与我的报告文学内容有关。湖南娄底市人民代表颜跃明在市人大会议上提出罢免市长案,被非法拘禁214天,刑讯逼供,受尽折磨。与会作家评论家自然义愤填膺,铿锵声援。

不久,戴煌写给我一封信,以文会友,直呼“老弟”,以过来人的经验叮嘱我,颜跃明事件,事涉险恶,切切“注意人身安全”。把职业写作与人身安全(政治风险自不待言)挂钩,戴煌是提醒我的第一人。新华社信封信签,有棱有角的钢笔字,仿佛个个都在挣脱某种束缚,铮铮夺目。尤其是“戴煌”两个桀骜不驯的署名。

戴煌是中国新闻界前辈,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传奇。八十年代,我读过他发表在《当代》上的报告文学《权柄魔术师》,揭露四川凉山的官场腐败。我一直有个疑惑,戴煌从革命英雄主义(进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到批判现实主义(《权柄魔术师》、《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转型,是一个从气质到价值的大幅度转型,良知与认知,缺一不可。评论家周正保说过,报告文学写作是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与英雄主义张扬,之间的悬殊很大,过渡很难。

良知殊难,认知亦不易,坚持自己的认知则更不易。完全个人本位。前者是根性,后者是基于前者的锤炼。认知与自我检视、反省有关。回归个体,对于上一代充满了集体主义意识的人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戴煌是怎么完成的?戴煌的同代人刘宾雁好解释,刘宾雁1957年因《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这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而罹难。戴煌呢?

戴煌是抗战后期加入新四军,很快进入新华社当随军记者,先后参加了抗战、内战、朝鲜战争、越法战争的采访报道。这位苏北乡间中医(士绅)的儿子,一生都是共产主义者。1997年9月,他在香港出版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他在本书扉页的题词是:“谨以此书献给为真正的社会进步、人民自由欢乐的共产主义事业,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不断向前拼搏的人们!”

他的心里有一个令人向往、羡慕的真正共产主义乌托邦。胡耀邦身上无疑闪耀着他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人格。题词便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概括。包括戴煌在内的上百万右派及其家庭是胡耀邦的直接受惠者。上至刘少奇、彭德怀、彭真、薄一波、习仲勋、贺龙等老革命老干部冤屈者,下至地、富、反、坏“阶级敌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上亿中国人也直接受惠于胡耀邦。

胡耀邦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拨乱反正,平反中国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浩如烟海的冤假错案。而当时,胡耀邦任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在党的权力序列里,不过是一个正部级干部。从思想(“真理标准讨论”)到具体行动拯救生民于水火的,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坚持?

所以,在戴煌这里,“共产主义者”是正义、正派、善良的象征,是人道主义、悲天悯人的,是实事求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总之,是针对世间一切恶的存在。共产主义如同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自由的理想国度。一种信念,一个绝对的价值。六七年前,在一次聚会上,戴煌来了。等上菜的时候,张思之、邵燕祥、郑仲兵这帮老哥们儿撺掇他唱一首歌。戴煌杵着拐棍站起来,一脸童真的笑,捋伸展衣服,唱了一首抗战歌曲《在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八十多岁的老人,一股喷薄而出的真诚内力,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一米八几的大个儿,一头银发,美声唱法,发音已经不太准了。前一段轻度中风,侵害到了老人的眼、脸。不过,歌声的节奏与旋律依然风流倜傥。显然,抗战、革命、自由,在戴煌这儿,是一体的完美融合。

不管是什么主义,“自由”是戴煌理性底色的关键词。这与他新华社另外一个著名的右派同事相同。这位同事是一大批革命者“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九十年代初期,引进“公民和公民意识”、“良心(良知)”、“权利与责任”,主张“无权者的权利”,举起了“自由主义”旗帜。他是李慎之。

李慎之也是新华社的大右派,平反后转入中国社科院任美国所所长(这个所后来产生了茅于轼、资中筠)、副院长。新华社的奇异也正是在这里,九十年代同时升起了两面旗帜,一面是“自由主义”,一面是“共产主义”。一批“两头真”的一二九运动和抗战加入中共的延安或敌后根据地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放弃了“共产主义”,而倾向于“自由主义”,如新华社名记者、党内地位也更高的李普。而戴煌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
戴煌、李慎之以“自由”为价值底色,分别举起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两面旗帜,这似应是九十年代乃至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不能忽略的思想史事件?虽然主张“共产主义”在知识分子、国民中已经不合时宜。

即使如此,这便是戴煌的真实存在。检索戴煌理性认知的轨迹,有一个不为所察的事实,在坚持独立思考、自由价值方面,戴煌可以说比绝大多数“右派”走得更远更一贯更持久。他的自传《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以及持续到了二十一世纪的采访、写作,都能证明这一点。从《九死一生》“结束语”,我们可以看到,这本小书从写作到出版,他先后修订五次,写了二十年。

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农村社会调查和新闻采访中敏锐发现,中共进城后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与吉拉斯《新阶级》的论断相似)。他观察政治生活中渐渐发生的一些蛛丝马迹,胡志明对中国喊毛泽东“万岁”口号的厌恶,以及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社会主义阵营反映出来的斯大林问题,认为中共党内也存在着“个人崇拜”、“自负为英明的神”,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思想自我启蒙。

中共八大以后,他写了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万言书”。这个没有发出却由他主动交给党组织的“万言书”,成为他“新华社最大右派”的主要罪证。他在万言书中反对1956年国家拿出十二亿人民币为国家干部和企业职工涨工资,认为这对于“解放”七八年来,依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状态的农民不公平。

他在“万言书”中反对铺张浪费,“在我们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千的农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他指出“言论自由和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呼吁“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

他在新华社内部大鸣大放的会议上说:“全党全国最严重的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给予抑制与消除,必将国蔽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他生前多次对 “重庆模式”的文革无法无天和现代造神特征发出警告。
他认为,自己说的都是真话,都是活生生的事实,怎么是错的呢?还因此打成“右派”。他很在乎他被打成“右派”的原由,以及黑龙江、山西劳改的苦难历程。他不认为自己有错。他不服。他抗争。1962年又写了“十万言书”抗辩。

他和一些“右派”难友以反暴政的“十二月党人”自许。在黑龙江兴凯湖畔流放地,茫茫风雪,妻离子散,背井离乡,他们唱起了《贝加尔湖之歌》。“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为争取自由挨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为争取自由挨苦难,我们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独立思考,坚持自己的主义,相信自己的脑袋、眼睛,完成了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思考的精神重塑。二十一年的流放、劳改、监禁生活,歧视,羞辱,寒冷,饥饿,超强的劳动,对于任何人的意志都是摧残、淬炼。但是,我们看戴煌的回忆录,对他来说,精神流浪的孤独更甚于肉身的苦难,以至于他获得了自由以后,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成为他必然的归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与二十一世纪的精神连接,须臾没有扯断过。

既有重塑,又有连接。如此人生。这是一个多么奇异的景象,在批判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写作上,戴煌与刘宾雁殊途同归;在“自由”精神的层面,共产主义者戴煌与自由主义者李慎之殊途同归。良知与批判理性、自由价值,使得我们看到,戴煌与刘宾雁、李慎之结伴而行。

接下来的事实就可以理解了。刘宾雁去国,李慎之完成了“学官”到思想者——中国九十年代以来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蜕变,戴煌则是终身笔耕不辍,从事报告文学和调查性报道的采访写作,一如五十年代初期他对家乡父老乡亲以及中国农民鸣不平那样,对社会的不公不义呐喊,为制度的被害者伸冤。

作家古鉴兹写长篇小说《穷棒子王国》,被当事人告上法庭(九十年代初),他写了长篇报道声援,2000年出版《新格斗:<穷棒子王国>案》。他到齐齐哈尔调查三起血案,痛责渎职厂长,维护工人权利,发表了调查性报道《工人罢免渎职厂长,齐齐哈尔连发三起血案》(1998年)。农民曹海鑫被黑势力殴打,被迫反击,猎枪走火,致死暴徒,应属正当防卫,被黑势力勾结司法,判处死刑(1998年)。司法界、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知名人士都出手,几乎是举国营救,不果。他亦奋而力争,通过新华社机要渠道,致信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法委书记任建新,信封赫然三个钢笔大字和三个惊叹号:“刀下留人!!!”
包括采访、写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997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戴煌报告文学和调查性报道高产期。请注意这些报道、著作的发表日期。戴煌1928年出生,也就是说,戴煌古稀高龄后,还在调查性报道的第一线,还在中国新闻界的风口浪尖上打硬仗,牵涉的官司持续到了二十一世纪。这在中国新闻界、报告文学界仅见。这在世界新闻史上罕见。

戴煌颈椎疾患,脑供血不足,经常头晕。先患面瘫,后来中风加重。1999年患结肠癌。这些病痛都给戴煌的生活、采访、写作带来极大困扰。他读文章、材料,要借助放大镜。他写文章,要用手撑开眼睑。他出门采访,要有老伴陪同。他去郑州采访曹海鑫案时,遇雨,他采访、记录,老伴为他打伞。风雨中,两位白发老人为一个普通农民辩冤情,讨公道,百难不辞,在场者莫不动容。

报道类型的变化,也是形成今天戴煌的原因?戴煌被打成右派时,是新华社大尉衔军事记者,平反后担任新华社机动记者,角色与刘宾雁类似。刘宾雁右派平反后,短暂回归《中国青年报》,后调任《人民日报》机动记者。重大题材,专题和调查性报道,非虚构写作自是应有之义。由军事记者到调查性报道记者的知识分子转型,是戴煌一生底色不变的职业原因。右派平反后,戴煌如果继续担任军事记者,再给个一官半职,以上的故事不能说都没有了,但不专注,不纯粹,达不到应有的力度和声望,则是肯定的。

自从戴煌2005年中风后,行动不便,常跟女儿住在北京郊区清净,逐渐淡出了我们经常聚会的圈子。很长时间没见他了。想他。灯捻儿倏忽地一闪,在眼前熄灭了。我在外地得到戴煌病重的消息是2月18日。第二天,他走了。在众声谄媚、喧哗,一片肃杀的世道里,戴煌走了。大多数人不知道“戴煌”这个人。这很正常。他在靡菲斯特一个名单里。所有高贵的灵魂都被这个时代敌视、消解了。

戴煌是不合时宜的。他的不合时宜在于,一首新华社后辈谀诗的诞生与一个高贵生命的消逝竟是如此奇诡地相遇。它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在一个大门进出,擦肩而过。我分明看到,前者走向地狱,后者上了天堂。一位朋友的回忆里提到,戴煌一生喜欢吃红烧肉。我笃信天堂一定有碗红烧肉等着他。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我用这句话来追思前辈戴煌:老战士永远不死,他只会飘然而去。

原载《往事》第一百三十一期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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