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本为悲剧,其最精彩部分即在挽狂澜于既倒者之活动。——陶元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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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戴煌先生告别(2016.2.25)

February 25, 2016

时间:2月25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10点。

地点:八宝山殡仪馆竹厅。


卢跃刚:老战士戴煌(财新网)高贵的灵魂常会被现实消解。然而,老战士永远不死,他只会飘然而去

西单读史V12 我们为何悼念戴煌】 1957年在一次“大鸣大放”的会上,戴煌说,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 “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而继续听其发展,必将国蔽民塞,全民族都跟着遭大难!而今戴老虽已作古,此话依然折射出强大的现实光芒。我们 真诚地悼念戴煌,只为他是一位讲真话的人!@李鸣生
 

财新网:各界人士送别戴煌


   
    著名“右派”记者戴煌遗体告别仪式2月25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社会各界人士数百人送行
   
    “侠肝义胆,常助人为乐;崇仁尚礼,能善始善终。”2月25日上午,著名“右派”记者、《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作者戴煌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戴煌家人、生前友好、家乡亲友、 新闻界与社会各界人士等数百人前来送别。
   
      2015年11月8日,因肺炎心衰戴煌住院治疗,后病情加重。2016年2月19日16时13分,戴煌于北京宣武医院逝世,享年88岁。
   
      遗体告别会于9时正式开始。在八宝山殡仪馆竹厅,这位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新闻老兵,身上覆盖着党旗,静静躺卧在鲜花丛 中,神态安详。灵堂两侧,花圈和挽联环绕,寄付各界亲朋和故人哀思。戴老生前友好南振中、冯健、李锐、杜导正、杨继绳、张思之等人敬送的花圈摆放在灵堂两 侧。新华社离退休干部局、《炎黄春秋》杂志社等单位送了花圈。戴煌的生前好友、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及财新传媒全体同仁也敬献花圈代表哀思。
   
      戴老家属对财新记者表示,杜导正、杨继绳、胡德华、吴思、卢跃刚等故交及新华社同仁、北大荒难友代表和家乡代表等数百人陆续来到灵堂,吊唁戴煌。灵堂 中,悬挂着数副友人后辈送来的挽联,有人写道:“以先知之明明察神化之恶果,受苦受难二十二载;持理想之光光爆特权之成因,不屈不饶八十八年”,还有人敬 挽:“舍身曾忤真皇帝,遗恨未除假神仙。”
   
      戴煌原名戴澍霖,江苏阜宁人,出生于1928年2月12日。少年时期,戴澍霖担任学校抗日儿童团长。1944年,时年16岁的戴澍霖参加新四军,进入射阳县文工团工作,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避免日本侵略者对家人的打击报复,戴澍霖改名为戴煌。
   
      在文工团工作期间,戴煌响应“党中央号召全党办报”的号召,在日常的工作之外,开始参与写稿,成为《盐阜大众》、《苏北日报》模范通讯员。1947年,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成立,在苏北文工团工作的戴煌被调入新华社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
   
      此后,戴煌随军南征北战,经历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1949年后,戴煌又参加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成长为新华社著名的青年记者。在朝鲜 战场,戴煌报道了罗盛教这一英雄事迹;在越南,戴煌与越共领袖胡志明多次接触,并受胡志明的启示,开始反思个人崇拜。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开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正在外交学院接受外语培训的戴煌响应号召,在外交学院组织的座谈 会上做了《反对神话和特权》的发言。此后不久,整风运动演变为“反右”运动,戴煌遭到清算,成为新华社最大的“右派”,并被下放北大荒。
   
      在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戴煌遭遇诸多磨难。经过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流放和劳役后,1961年戴煌回到新华社从事资料工作。然而世事反复,不到一 年后戴煌又遭批判,1964年被劳教两年。劳教期满后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戴煌被派往清河农场、海河工地等地方推土挖泥。1969年,戴煌又被押送山 西太原。直到1978年,在近20年的劳教、劳改生涯后,戴煌获得改正,恢复党籍和行政级别。
   
      重新回到新闻道路的戴煌,加大了对普通人和社会的关注,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冤假错案平反以及揭露调查腐败现象。1990年,戴煌退休。
   
      1994年,新华社原同事、《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约戴煌写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在全国各地连续采访8个多月,走访和电话访谈了胡 耀邦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知情人、参与人,以及冤假错案的受害人,搜集了不下200万字的材料。1995年9月,初稿在《炎黄春秋》发表。 1997年9月,《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在香港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好评如潮。
   
      戴煌的女儿戴为伟透露,父亲还没有完成的心愿,是最后他写的一篇十万字的文稿能够出版。“这本书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讲他这一代人,他这一代以 共产主义为信仰、参加到革命队伍的一类人当初的热情和热血、后来的反思与批判。”戴为伟表示,戴煌写这本书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2014年冬天开始动 笔,2015年春天完成初稿,之后又修改了几遍,“我父亲一直到他生命终止的时候,念兹在兹的,还就是这件事情。”
   
      前来送别戴煌的著名记者卢跃刚告诉财新记者,戴老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个标杆式前辈,他对新闻和真相的执着追求是一生的。“他是我所见到的老一辈记者里 面,始终如一、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一个职业记者。”卢跃刚说,“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无论是压力、官司、他从来没有退缩。”
   
      卢跃刚在为财新网撰写的戴煌悼念文章《老战士戴煌》中写到:“从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到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纪实著 述,从张扬的革命英雄主义到深沉的批判现实主义,从宣传式的新闻写作到思考型的知识分子写作,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大幅度转变,良知与认知,缺一不 可······在坚持独立思考、自由价值方面,可以说戴煌比绝大多数曾经也是‘右派’的知识分子走得更远、更一贯、更持久。”
   
      吊唁仪式结束后,戴煌的夫人潘雪媛、大女儿戴为伟、小女儿戴晋京等人为戴煌整理衣衫,并与戴煌告别。戴煌遗体在八宝山殡仪馆火化。

 

《往事》出专刊悼念戴煌

February 25, 2016

往  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三十一期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编者的话:戴老去世,哀悼之余,也生出些感叹。人生有涯,戴老一代精华凋零,而迫害他们的强权却似无尽期,尽管许多人预言它的失败,但至今看来,却显得韧劲十足。我们这一代甚至我们的后代,仍有可能继续面对这种越来越倒退的局面。回想百多年前,先贤们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相信公理最终能战胜强权,相信人类社会的演进就是为了实现公理。而所谓公理,就是现今所说的“普世价值”。

但是天不遂人愿。虽经一代又一代的前赴后继,百多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公理一天都未曾战胜。正如戴煌先生,起初是为了追寻自己心目中的“公理”,结果却发现“公理”变成了强权,或者所谓的公理,压根儿就是打着公理旗号的强权。这一幻灭的过程,正如戴煌先生的名著:九死一生。

表面上看,戴老的挫折在于误把强权认作公理,但是,即使没有误认,他的命运就会好些吗?也许。不过更可能的是,发生的情形也不会好多少。依他耿直火爆的脾气,在这个充斥着阴谋阳谋的世界上,仍免不了与强权发生冲突。就像后来他认识清楚了,仍不知躲避一样。

今年,跟戴老前后脚,另一位老人阎肃也去世了。二人年龄相似,都干过文艺兵,又差不多同时谢世,因此,网上有人拿他二人做比较。比较的结果,其反差之大,令人叹息。阎肃一生高奏主旋律,褒奖等身,临终还获得“感动中国人物”的荣誉。但网友们津津乐道的,却是他在歌剧《江姐》中为叛徒甫志高写的一段没通过的唱词:“看清这,武装斗争是空流血,才知道,共产主义太渺茫”。不知作者初衷如何,但这段唱词,足以颠覆全剧的逻辑。审查者既无法辩驳,更不能同意。恼羞成怒之余,将作者关起来直到其改得差强人意,才放行过关。有网友认为,其实他的所有作品加起来也超不过这两句。

那一代人参加革命各有怀抱,有人是为真理,有人是为权力,有人则仅仅是为了吃饭,也有人兼而具之。至于幻想是否破灭、怎样破灭,也因人而异。戴煌经历的破灭并非公理的破灭,而是强权假冒公理的破灭。他要做的,就是说真话,揭示出强权裸奔的真相。

还有一种破灭是公理的“破灭”。公理一时的挫折被当作彻底的毁灭,转而信奉丛林法则,无奈之下只能当顺民。更有甚者,则做了强权的帮闲或帮凶:既然强权即公理,那么为什么不站在强权一边?站在压迫者一边?

如果是个别人这么想,还不算糟,如果大多数人信奉这种逻辑,这个民族就没救了。我们看到我国人民的两种病征,逆来顺受和恃强凌弱,这正是强权之下的一币两面。

我们相信,戴老之所以反对强权并非认定它行将灭亡,而是因它违反公理。所以,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他都不枉道从势。这就是戴老的人生。


本期《往事》悼念戴煌先生的文章,已全部发表在五柳村新建的 专页《巍巍戴煌》中。这些文章是:

郑仲兵:痛悼戴煌

February 25, 2016

痛哉!痛哉!——张思之

【哭戴煌】在我生息的这块混沌污浊虚伪的土地上,你不是一般的人。

你有胆、有识、有为,有情有义,你至诚、至善、至美、至爱、至真,你是特立独行的一代真人。

你虽有世人少有的坚强的心脏,但还是在风刀霜剑严相侵下终于停止了跳动。

你是人民最真诚的朋友,你为世人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你的《九死一生》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连同《神化与特权》也将传世于千秋。

你是我辈的尊师,我自惭不配做你的学生,因为你的圣洁与崇高。你有耶稣基督的精神与品格,你为解救世人甘愿让邪恶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

你岂止是新闻界的良心,你还是民族的良心。

你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自觉如天塌地陷,怎能不痛心疾首,怎能不恸哭!

——郑仲兵

 

原载《往事》第一百三十一期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邵燕祥:悼戴煌 ——日记一则并附注

February 25, 2016

2月19日,星期五。旧历正月十二。二、三级风间四级,天气晴好。

下午与文秀如约三点半到思之处,他已安坐等待。话题从问讯他的病情开始,知情况稳定,甚慰。很快转到住院的戴煌身上,我们说,两周多以前去看了老戴,他虽一下不认人了,但中气十足,且两眼注视你努力追忆,虽非炯炯,并未失神,不像电话里传告的病危情景,护工也这样看。文秀说根据多次经验,春节是个坎儿,有不少重病老人,挺过年关就好了,她这样劝慰小潘和为伟她们。果然过了两天,打电话问,知道老戴已经退烧,甚至闹着要回家去。我们相信,有老戴的体力垫底,不必那么悲观,不过暂时不能回家。思之也相信了这一点,于是我们言笑甚欢。

从思之处出来,乘36路公交到华威路下车,文秀手机响了,宇锋说下午戴煌病危,傅可心已赶去医院。这时是五点钟。我们已到小区门口,便没有折回去医院。等进了家门,喘息未定,就听说戴煌已在下午四点钟大去。一个意外又一个意外。想象此时小潘和女儿、女婿们一定忙作一团,帮不上忙,就没打电话添乱。

女儿听我们说了戴煌的噩耗,然后轻声地简单告诉我们,(在郑州的)大姑昨天晚上九点零八分殁了。

我无言。这时我在想,不知我姐去世的消息我哥知道了没有。我姐(燕生)1926年生,我哥(燕平,现名邵平)1928年生。他们从小感情也深,生死诀别不能没有震动。
还得考虑老戴的事要不要告诉我哥,他们一份特殊的友谊从头算也已有六十多年了。1949年春四月,戴煌和邵平两人都刚满二十岁,相逢在南京。而人民解放军三野随军记者戴煌那时即将开始人生的第一次蒙冤!(详见附注)

老戴后来在一九五七年因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个人迷信和特权现象而成为新华社冒尖的“右派”,六十年代又因申诉被指闹翻案而被判入狱,直至经过“九死一生”,八十年代写定并出版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这部如实记录一段重大历史变迁的传世之作,这些都是同代人所熟知的了。

戴煌千古!戴煌不朽!


(2月20日,星期六。晨起读两份日报,均以头版头条发布中共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文图。但无新华社著名记者戴煌逝世的报道。我放心了:邵平只读报不上网,这样他就不会因这位“倾盖之交”的离去而致伤感受刺激了。)

〔附注〕
大约九十年代,戴煌在跟我谈天忆旧时发现邵燕平即邵平是我哥哥,便说邵平很好,他一进南京时,摸不着头脑,邵平曾给他的采访以帮助。邵平来京,听我说后,特意去看望了老戴,后来他们还有书信往还。但谁都没对我说,他们的倾盖之交后面,有过多么令人不快的故事。
据近代史所研究员唐宝林编著的《拒绝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传》,秘密南京市委学委书记王明远在渡江前就与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内部的共产党员李廉等人研究好,等南京一解放就出一份新生的报纸,以尽早把解放后的声音告诉南京市民,并把这报纸命名为《解放新闻》。4月26日,第一份包括新华社电讯、当地新闻的新型人民报纸《解放新闻》就呈现在南京市民面前。正在新华社江淮前线工作的戴煌,于4月26日这一天来到这里时,看见一群报贩拿出来的《解放新闻》,所登内容几乎都是新华社的电讯和南京市民欢呼解放的新闻。他怀疑是国民党机关在搞反革命“应变”,于是就向李廉等人问讯。李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我叫李廉,奉我们南京市委的指示,与几位革命的同志在这里组织《中央日报》社愿意投向光明的人,临时出版《解放新闻》,宣传我们的胜利,安定人心……”戴即释怀。当时戴煌手中有几篇稿件,因没有电台,南京的电报局还没有与北平或其他新解放的城市恢复联系,所以发不出去,正在发愁,李廉就让他在《解放新闻》上发表了。当戴赶到中山北路的兵团分社时,却立即被总社和中宣部召回,给予严重处分。社长对他说:“你一进南京,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立即终止你在南京的采访及其他一切活动,并接受审查处理……”

邵平即邵燕平就是在1949年初由李廉引进《中央日报》,参与了保护设备、迎接解放军的斗争,并参与了那年4月26、27、28、29共四期《解放新闻》的采编(随后改出正式的《新华日报》)。他跟戴煌的相遇,应该就是在这四天之内,而他当时帮助刚进城的随军记者戴煌采访,也是受李廉的委派,并不是个人行为。

唐宝林《陈修良传》中说,后来才知道,当时中宣部与新华社所属各分支机构,转发了八兵团分社经三野总分社转报总部的电报,说戴煌“与伪《中央日报》改头换面的《解放新闻》发生了联系,认敌为友,严重丧失了革命立场”等等。1957年,组织上把戴打成“右派”时,还翻“南京事件”这个旧账。

唐宝林在《陈修良传》中评论说,对于造成戴煌一时小小冤屈(比起他后来长达二十一年导致破家入狱之难的冤案来,这件事相对小了),“这类南下干部与南京干部‘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的事例,在当时就时有所闻,其实,本来是一些很容易就可以搞清楚的问题,却能流传不息,且被放大歪曲,甚至成为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历史包袱’加在无辜者的身上”。

我这才懂得了戴煌跟我哥哥相遇的这个插曲,都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而是与南京地下党那一段历史联系在一起。而在戴煌个人命运中,对他这位质朴单纯,忠心耿耿的爱国者、革命者而遭误解、遭打击的一生来说,一九四九年事不啻为一个带有象征性的序幕。可悲也已。

                            燕祥,2016年2月20日

原载《往事》第一百三十一期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卢跃刚:老战士戴煌

February 25, 2016

 二十年前的一个上午,北京什刹海文采阁,《当代》召开我的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作品讨论会。戴煌来了。高高大大的戴煌,大嗓门儿,苏北口音的普通话,发言声震瓦宇。会议气氛凝重,与我的报告文学内容有关。湖南娄底市人民代表颜跃明在市人大会议上提出罢免市长案,被非法拘禁214天,刑讯逼供,受尽折磨。与会作家评论家自然义愤填膺,铿锵声援。

不久,戴煌写给我一封信,以文会友,直呼“老弟”,以过来人的经验叮嘱我,颜跃明事件,事涉险恶,切切“注意人身安全”。把职业写作与人身安全(政治风险自不待言)挂钩,戴煌是提醒我的第一人。新华社信封信签,有棱有角的钢笔字,仿佛个个都在挣脱某种束缚,铮铮夺目。尤其是“戴煌”两个桀骜不驯的署名。

戴煌是中国新闻界前辈,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传奇。八十年代,我读过他发表在《当代》上的报告文学《权柄魔术师》,揭露四川凉山的官场腐败。我一直有个疑惑,戴煌从革命英雄主义(进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到批判现实主义(《权柄魔术师》、《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转型,是一个从气质到价值的大幅度转型,良知与认知,缺一不可。评论家周正保说过,报告文学写作是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与英雄主义张扬,之间的悬殊很大,过渡很难。

良知殊难,认知亦不易,坚持自己的认知则更不易。完全个人本位。前者是根性,后者是基于前者的锤炼。认知与自我检视、反省有关。回归个体,对于上一代充满了集体主义意识的人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戴煌是怎么完成的?戴煌的同代人刘宾雁好解释,刘宾雁1957年因《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这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而罹难。戴煌呢?

戴煌是抗战后期加入新四军,很快进入新华社当随军记者,先后参加了抗战、内战、朝鲜战争、越法战争的采访报道。这位苏北乡间中医(士绅)的儿子,一生都是共产主义者。1997年9月,他在香港出版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他在本书扉页的题词是:“谨以此书献给为真正的社会进步、人民自由欢乐的共产主义事业,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不断向前拼搏的人们!”

他的心里有一个令人向往、羡慕的真正共产主义乌托邦。胡耀邦身上无疑闪耀着他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人格。题词便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概括。包括戴煌在内的上百万右派及其家庭是胡耀邦的直接受惠者。上至刘少奇、彭德怀、彭真、薄一波、习仲勋、贺龙等老革命老干部冤屈者,下至地、富、反、坏“阶级敌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上亿中国人也直接受惠于胡耀邦。

胡耀邦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拨乱反正,平反中国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浩如烟海的冤假错案。而当时,胡耀邦任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在党的权力序列里,不过是一个正部级干部。从思想(“真理标准讨论”)到具体行动拯救生民于水火的,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坚持?

所以,在戴煌这里,“共产主义者”是正义、正派、善良的象征,是人道主义、悲天悯人的,是实事求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总之,是针对世间一切恶的存在。共产主义如同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自由的理想国度。一种信念,一个绝对的价值。六七年前,在一次聚会上,戴煌来了。等上菜的时候,张思之、邵燕祥、郑仲兵这帮老哥们儿撺掇他唱一首歌。戴煌杵着拐棍站起来,一脸童真的笑,捋伸展衣服,唱了一首抗战歌曲《在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八十多岁的老人,一股喷薄而出的真诚内力,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一米八几的大个儿,一头银发,美声唱法,发音已经不太准了。前一段轻度中风,侵害到了老人的眼、脸。不过,歌声的节奏与旋律依然风流倜傥。显然,抗战、革命、自由,在戴煌这儿,是一体的完美融合。

不管是什么主义,“自由”是戴煌理性底色的关键词。这与他新华社另外一个著名的右派同事相同。这位同事是一大批革命者“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九十年代初期,引进“公民和公民意识”、“良心(良知)”、“权利与责任”,主张“无权者的权利”,举起了“自由主义”旗帜。他是李慎之。

李慎之也是新华社的大右派,平反后转入中国社科院任美国所所长(这个所后来产生了茅于轼、资中筠)、副院长。新华社的奇异也正是在这里,九十年代同时升起了两面旗帜,一面是“自由主义”,一面是“共产主义”。一批“两头真”的一二九运动和抗战加入中共的延安或敌后根据地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放弃了“共产主义”,而倾向于“自由主义”,如新华社名记者、党内地位也更高的李普。而戴煌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
戴煌、李慎之以“自由”为价值底色,分别举起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两面旗帜,这似应是九十年代乃至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不能忽略的思想史事件?虽然主张“共产主义”在知识分子、国民中已经不合时宜。

即使如此,这便是戴煌的真实存在。检索戴煌理性认知的轨迹,有一个不为所察的事实,在坚持独立思考、自由价值方面,戴煌可以说比绝大多数“右派”走得更远更一贯更持久。他的自传《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以及持续到了二十一世纪的采访、写作,都能证明这一点。从《九死一生》“结束语”,我们可以看到,这本小书从写作到出版,他先后修订五次,写了二十年。

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农村社会调查和新闻采访中敏锐发现,中共进城后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与吉拉斯《新阶级》的论断相似)。他观察政治生活中渐渐发生的一些蛛丝马迹,胡志明对中国喊毛泽东“万岁”口号的厌恶,以及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社会主义阵营反映出来的斯大林问题,认为中共党内也存在着“个人崇拜”、“自负为英明的神”,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思想自我启蒙。

中共八大以后,他写了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万言书”。这个没有发出却由他主动交给党组织的“万言书”,成为他“新华社最大右派”的主要罪证。他在万言书中反对1956年国家拿出十二亿人民币为国家干部和企业职工涨工资,认为这对于“解放”七八年来,依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状态的农民不公平。

他在“万言书”中反对铺张浪费,“在我们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千的农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他指出“言论自由和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呼吁“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

他在新华社内部大鸣大放的会议上说:“全党全国最严重的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给予抑制与消除,必将国蔽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他生前多次对 “重庆模式”的文革无法无天和现代造神特征发出警告。
他认为,自己说的都是真话,都是活生生的事实,怎么是错的呢?还因此打成“右派”。他很在乎他被打成“右派”的原由,以及黑龙江、山西劳改的苦难历程。他不认为自己有错。他不服。他抗争。1962年又写了“十万言书”抗辩。

他和一些“右派”难友以反暴政的“十二月党人”自许。在黑龙江兴凯湖畔流放地,茫茫风雪,妻离子散,背井离乡,他们唱起了《贝加尔湖之歌》。“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为争取自由挨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为争取自由挨苦难,我们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独立思考,坚持自己的主义,相信自己的脑袋、眼睛,完成了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思考的精神重塑。二十一年的流放、劳改、监禁生活,歧视,羞辱,寒冷,饥饿,超强的劳动,对于任何人的意志都是摧残、淬炼。但是,我们看戴煌的回忆录,对他来说,精神流浪的孤独更甚于肉身的苦难,以至于他获得了自由以后,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成为他必然的归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与二十一世纪的精神连接,须臾没有扯断过。

既有重塑,又有连接。如此人生。这是一个多么奇异的景象,在批判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写作上,戴煌与刘宾雁殊途同归;在“自由”精神的层面,共产主义者戴煌与自由主义者李慎之殊途同归。良知与批判理性、自由价值,使得我们看到,戴煌与刘宾雁、李慎之结伴而行。

接下来的事实就可以理解了。刘宾雁去国,李慎之完成了“学官”到思想者——中国九十年代以来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蜕变,戴煌则是终身笔耕不辍,从事报告文学和调查性报道的采访写作,一如五十年代初期他对家乡父老乡亲以及中国农民鸣不平那样,对社会的不公不义呐喊,为制度的被害者伸冤。

作家古鉴兹写长篇小说《穷棒子王国》,被当事人告上法庭(九十年代初),他写了长篇报道声援,2000年出版《新格斗:<穷棒子王国>案》。他到齐齐哈尔调查三起血案,痛责渎职厂长,维护工人权利,发表了调查性报道《工人罢免渎职厂长,齐齐哈尔连发三起血案》(1998年)。农民曹海鑫被黑势力殴打,被迫反击,猎枪走火,致死暴徒,应属正当防卫,被黑势力勾结司法,判处死刑(1998年)。司法界、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知名人士都出手,几乎是举国营救,不果。他亦奋而力争,通过新华社机要渠道,致信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法委书记任建新,信封赫然三个钢笔大字和三个惊叹号:“刀下留人!!!”
包括采访、写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997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戴煌报告文学和调查性报道高产期。请注意这些报道、著作的发表日期。戴煌1928年出生,也就是说,戴煌古稀高龄后,还在调查性报道的第一线,还在中国新闻界的风口浪尖上打硬仗,牵涉的官司持续到了二十一世纪。这在中国新闻界、报告文学界仅见。这在世界新闻史上罕见。

戴煌颈椎疾患,脑供血不足,经常头晕。先患面瘫,后来中风加重。1999年患结肠癌。这些病痛都给戴煌的生活、采访、写作带来极大困扰。他读文章、材料,要借助放大镜。他写文章,要用手撑开眼睑。他出门采访,要有老伴陪同。他去郑州采访曹海鑫案时,遇雨,他采访、记录,老伴为他打伞。风雨中,两位白发老人为一个普通农民辩冤情,讨公道,百难不辞,在场者莫不动容。

报道类型的变化,也是形成今天戴煌的原因?戴煌被打成右派时,是新华社大尉衔军事记者,平反后担任新华社机动记者,角色与刘宾雁类似。刘宾雁右派平反后,短暂回归《中国青年报》,后调任《人民日报》机动记者。重大题材,专题和调查性报道,非虚构写作自是应有之义。由军事记者到调查性报道记者的知识分子转型,是戴煌一生底色不变的职业原因。右派平反后,戴煌如果继续担任军事记者,再给个一官半职,以上的故事不能说都没有了,但不专注,不纯粹,达不到应有的力度和声望,则是肯定的。

自从戴煌2005年中风后,行动不便,常跟女儿住在北京郊区清净,逐渐淡出了我们经常聚会的圈子。很长时间没见他了。想他。灯捻儿倏忽地一闪,在眼前熄灭了。我在外地得到戴煌病重的消息是2月18日。第二天,他走了。在众声谄媚、喧哗,一片肃杀的世道里,戴煌走了。大多数人不知道“戴煌”这个人。这很正常。他在靡菲斯特一个名单里。所有高贵的灵魂都被这个时代敌视、消解了。

戴煌是不合时宜的。他的不合时宜在于,一首新华社后辈谀诗的诞生与一个高贵生命的消逝竟是如此奇诡地相遇。它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在一个大门进出,擦肩而过。我分明看到,前者走向地狱,后者上了天堂。一位朋友的回忆里提到,戴煌一生喜欢吃红烧肉。我笃信天堂一定有碗红烧肉等着他。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我用这句话来追思前辈戴煌:老战士永远不死,他只会飘然而去。

原载《往事》第一百三十一期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傅可心:他真的走了!

February 25, 2016

2月21日上午,我告诉恩师张思之先生:19日下午,戴煌走了,你失去了一个“亲密战友”。张先生愣了,不说话,不停眨眼,半晌,拿了身边的笔,写了“痛哉痛哉”四个字。我也由此告诉自己,他真的走了!

大善、大侠、至诚、又似孩童般天真质朴的戴煌真的走了!

老人家给我讲过,小时候和三哥去水边玩儿不慎落水,挣扎之间,戴了银手镯的小胳膊伸出水面抓舞,刚好被一位本家长辈识出,惊道“这不是老戴家的小六子嘛”!一把捞起来。才有了“小六子”此后80多年波澜壮阔悲欢离合的人生!

老人家赠我《九死一生》,我很久才读完,不忍!

然而老人家的善、侠、稚、诚穿过战火、荣耀、背叛、磨难竟没有丝毫减损褪色。

1999年老人家被诊断癌症,潘阿姨找我商量,如何能瞒过老人家,我把医院的出院诊断证明篡改成“结肠包块”拿给老人家看,从此他坚信:我不是癌症!邵燕祥先生曾调侃:老戴这是无知者无畏。

2002年我得了癌症,老人家跑到大兴去看我,送我虫草,给我鼓励。那时我正在经历化疗之苦。想想他老人家也曾熬过9次化疗,曾经问他难受不,他总是微笑摇头说:没事。彼时情景历历在目。

老人家爱笑、爱唱歌,声震屋瓦;老人家爱吃肉、爱热闹,乘车路过餐馆儿会大声念人家的招牌:红烧肉!

老人家爱朋友,每次老友们聚会,提前好几天他就会兴奋不已,以至于近些年聚会的消息都是临时发布。

从没听见他抱怨病痛,不论是癌症还是中风。每一次老人家都挺过来了。这一次,也曾抱着期望,以为过了除夕进入新年老人家就会慢慢好起来吧。

但是他真的走了!

好吧,老爷子,天堂里没有病痛,没有饥饿,没有反右与文革,你在天堂笑、唱。只是不知道,天堂里有没有红烧肉。
2016年2月23日

原载《往事》第一百三十一期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窦海军:我心仪的老人相继离去——兼送戴煌

February 25, 2016

年前,邵燕祥先生的夫人文秀阿姨电话中说戴煌先生报病危,我和郑仲兵先生次日赶到医院。病床上的戴老处于半清醒状态,他间或大声地喊着:“头痛!头痛!不舒服!不舒服!”可是护士打完针,他还会大声地说:“谢谢你!”

听到他的声音和往常是一样的洪亮,一样的底气十足,我想,这可不是气数已尽的人啊。回家的路上,郑老说这些老头各有特点,戴老爷子最具基督耶稣的精神气质,为了解救众生,他甘愿自己受难,而且到死他都纯真得像个赤子。是啊,有几位老先生常常会哈哈大笑,他们同样笑得爽朗,但也有微妙的差别:张思之的笑带点坏,邵燕祥的笑带点鬼,钱理群的笑带点憨,戴煌的笑则像个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底气尚足的戴老果然坚持到了年后,坚持到了今天。

可是大前天(2月16日)的下午,我突然接到李洪林先生的电话,他说老伴儿昨天去世了,现在已经在八宝山了,明天火化。张茂英阿姨比洪林先生小十来岁,身体一直很健康,并把九十岁的李老照顾得非常好。仲兵先生对她的评价是,非常的善良、朴实、温存,并说在这些老人中她和新凤霞是对自己的丈夫最理解、最热爱、最不离不弃、关照得最好的两位夫人,可谓两“圣女”。洪林老说张阿姨从发病到离去,就几天的时间,遗容很安详。我对茂英阿姨的离去很感突然,竟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电话那边的洪林老也表示她走得太突然,自己有些转不过弯来,不能适应,要好好地调整调整,而且说不知道能不能调整得过来。我嘴上说着宽慰的话,说阿姨走得没有什么痛苦,说此时要多想想佛家道家的学说……我语气轻松,可心里却好个酸楚,浅含泪水。九十多岁的耿直的决绝的历尽磨难又晚年大彻悟的洪林老,今后将如何凄凉望月孤独度日啊!他们的儿女平时不在身边,一直是老两口相依为伴,李老很少交际,以写毛笔字、读资料为日常。我想他的儿女们再好,今后也是无法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替代茂英阿姨的。我说明天去八宝山,李老说你别来,他口气非常坚定。不管是什么原因,我知道这绝不是客套,大概是怕给我添麻烦吧。李老平时尤其不愿意给别人添一点点的麻烦,就连饭后我开车送他们回家,都老大的过意不去。我要是去了八宝山,很可能会给他平添一点愧疚。

昨天下午,又报戴老病危,说是肠胃出血,只能靠输血维持。医院还说没有血了,戴老的女儿抽了血,并让家属去发动朋友来献血,但后来又说血源充足了。正在修改此文的此刻(19日15:52),传来戴老女儿戴伟的消息:“我爸爸不成了。”上次去医院,就见她一直流泪,此时她定是泪流满面。这是生死诀别的时刻。我的心情很是沉重,彻夜未眠,在床上用手机写了这段文字。写,便有一种寄托感,便使不好的心情稍有缓和,便使难耐的时间好过一点。斗争了半天,我还是决定不去医院了,我缺乏去医院的勇气,我畏惧这种时刻,而且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我的这种畏惧源自2010年,源自在床前送走朱厚泽先生的那个夜晚。

那是一种死死地抓住理性,表面波澜不惊,却暗自心碎的感觉。这种感觉深深地刺痛了我,令我心生畏惧的阴影,至今挥之不去。朱老走后至今,又相继走了童大林、李普、李昌、黄宗江、胡绩伟、于光远、梅娘、李晔、曾彦修、杜润生、于浩成这些我心仪并有所交往的老先生,这期间,还聋了邵燕祥,大病了张思之,今天又孤独了李洪林,戴煌也启程在即。李昌死后不久,冯兰瑞要我到家给她拍几张照片,竟然是准备用作遗像。老太太当时还很健康很健谈,而以她今天的状况,这照片恐怕近期就要派上用场了。

此时我的心是平静的,也是极度灰暗的。平静,是因为理性告诉我,戴老的离去是规律,是必然。灰暗,是因为这终归又是与一位我心仪的老者永别的时刻。

这本是一些很精彩的老人,有的堪称伟大。他们不但是有真知灼见的人,还是正气凛然的人,更是很纯粹、纯洁、高尚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良心,他们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精神脊梁。戴老在50年代就预见到,个人崇拜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洪林老大半辈子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奉者,2008年我听他讲了一个观点,深受启发。他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注定了人是没有能力对未来的长远发展进行预测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一种哲学假设,而我们所进行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划分、总结,也很难说是科学准确的,至于人类社会一定要按照一两个愤青哲学家的学说及预测来发展,可以说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一定会出问题的。

这些老人还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当年都是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战士,并为了实现改造社会的美好理想而投奔共产党的。他们又都是一生中多次被整治、遭迫害的人,但他们不屈服,不退却,致死不放弃理想,不停止追寻。他们还都是晚年大彻大悟的人,认定自由民主宪政是人类目前相对较好的制度,并承认普世价值。他们尤其都是很可爱的人,因为他们真实、透明、善良、有趣、个性鲜明、悲天悯人……这样的人一个个相继离去,自然是很悲哀的事情,然而比他们的死更加悲哀的是,在中国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中,竟然很难找到他们的接班人。也有几个势头不错的,他们的学问甚至还远在这些老人之上,但是在气质、人格、人生境界方面,却还欠些火候。于是,这些老人离去的悲哀,就成了国家的悲哀,就成了民族的悲哀,就成了时代的悲哀。

斯人已去,斯人将去,前虽有古人,却后不见来者,念国家之凄凄,望未来之荒荒,怎能不怆然而涕下!即使苍天显灵,即使耶稣再来,我都不知道他们能用什么来驱除我内心的灰暗与凄荒。

我只能用灵魂不死的说法来宽慰自己,然而这些老人那不死的灵魂又在哪里呢?我又如何才能够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啊!跟这些老人玩了一些年,我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自己应该活成个什么样子,而最大的代价便是我要一次次地经历生死别离的痛苦。
戴煌先生刚才真的走了——16点13分。
2016,2,19

原载《往事》第一百三十一期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李宇锋:生正逢时 去正逢时--《神化与特权》的作者不朽

February 25, 2016

生正逢时    去正逢时

李宇锋


2月19日下午,15:35,为伟发来微信:我老爸爸不成了。

我转到群里。15:50,可心回复:我到医院了。是不行了。

海军留言:心情沉重!知道走是必然的,心情还是阴沉灰暗,昨晚到现在一直没睡。还在改昨夜写的《我心仪的老人相继而去》,写,便有一种寄托感,我没有勇气去医院。

16:13,戴煌老人走了。
一条顶天立地的好汉。
此时此刻,网络正疯传新华社某部员神诗。
这两件事,同时刻入历史。新华社史,新闻史,中国史。

初识戴老,是2004年,为做他的口述,由郑仲兵老师引领。介绍寒暄过,依惯例,呈上协议一式两份。戴老接过,满脸疑虑戒备。我猜他是类似的冤枉当上多了,对初识者,特别是“某某文化中心”这类印章难免留个心眼儿,忙解释“这是傅可心起草的”。果然,一击而中,老爷子哈哈大笑:“噢!是小傅搞的呀!”看都不看,提笔就签了。由此,我第一次领教了“小傅”在这些老爷子心中的分量。同时领教了戴老的天真——唉,老人家,万一我是编瞎话呢?真到了对簿公堂那一天,白纸黑字,您总不能对法官说“他跟我说是小傅起草的,我没看过”吧?这些老人家啊,说起来饱读诗书历尽沧桑,就因为依然怀抱一颗赤子之心,真遇到屑小奸佞之徒,实实不堪一击。反过来说,他们的人格魅力,也恰在于此:不是没见识过那些狗撕猫咬阴谋阳谋,与其说不懂世故,不如说是不肯,不屑。如耀邦,如厚泽,现实中磕磕绊绊,历史上却是堂堂正正。

签毕,戴老特意叮嘱:“你们访谈,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多少次、多少天都可以,就是不要占我的周末,周末我要见小外孙。我自己的女儿小时候没有陪过,现在,我很需要这点天伦之乐。希望你们理解。”我当然从命。
访谈如约。

了解日深,感情日笃,仰望钦敬,自不待言。
戴老一生,一文(《神化与特权》)两书(《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已风行天下,为世人所称道,不赘。他奔波呼号的案子,如江西李九莲案、四川凉山州案、河南曹海鑫案、黑龙江齐齐哈尔帐篷厂案、山西运城假渗灌工程案、河北王国藩案等,也已散见于报章,惟其中种种曲折波澜、明枪暗箭、外场内幕,听他老人家亲口道来,尤令人动容。为了这些本与他毫无利害关联的案子,为那些求告无门的当事人,他查资料、访证人、打报告、写文章,找高法、找高检、找政法委、找国务院、找省委市委、找媒体、找战友朋友同事同学,甚至致书国家领导人,投入了多少时间、精力、财物、人情……,到头来,官司缠身、小鞋不断,遭人白眼冷遇、为人算计中伤,直如一老唐吉可德奔突于无物之阵,周遭鬼打墙,四面是敌又四不见敌,败多胜少遍体鳞伤却是越战越勇愈挫愈奋!遂铸造成这白发萧然之慈心菩萨兼怒目金刚!

吁!往事回首,那竟是“最好的”年代——尚容他一喊,容他一战。

其实,那些广为人知的案例以外,戴老助人无数。

说个小故事。某官员,抗战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暴露,潜回家乡,避难其士绅表叔家中。碍于表叔在当地的威望,国民党当局未敢造次缉拿,遂躲过一劫。后赴延安。一朝选在君王侧。文革结束,早已落难且落魄的表叔之女(且称“表妹”)进京寻亲求助。一外地穷女子,打听官员“表哥”地址,谈何容易?又无钱无友,只得栖身于中山公园门口西边公厕。后经周折,想到“同乡有一戴煌在新华社”,于是前往。一见面,表妹扑通跪倒——戴老哪见得了这个?领回家,寻新华社“红机子”,要通官员秘书。秘书答复:不便接待,不是首长如何,子女就容不了。但可安排招待所暂住。戴老遂请新华社派车送去。数日后,表妹又来,说“不见,给车票打发我回去”。戴老亦无奈,买些路上食物,又取十元钱,并将老伴身上新作棉裤一并奉送。终觉寒酸,再以“表哥”曾任职新华社“也算我们新华社的人”为由,从社办公室支取二十元补贴。述及此事,戴老忿忿不平:落难时,人家帮助他,连他当年用过的一双筷子都保留着,像对待毛泽东一样,还带来作为信物,他却见都不见,这叫什么共产党员!

口述毕,与戴老亦熟络起来,时有电话、通信,或餐聚。戴老是《往事》读者,也是作者,不时有大作赐下,无论指正或写作,都极认真。每读好文,必来电褒奖,看到错讹,也毫不客气。得受亲炙十余年,实属荣幸。承训之余,偶为老人解颐宽心,也有成就感。其间故事,难以尽述。喜怒哀乐,心到神知。

见戴老最后一面,是2月1日,宣武医院。潘阿姨、为伟都在。老太太嘴角一个大大的血痂,急的。清冷的病房,戴老侧卧昏睡,时有呻吟。因为不能排尿,人发肿,烦躁间,屡屡去扯薄被。护士为找血管,忙碌好一阵。进屋,潘阿姨附耳大声告“宇锋看你来啦”。没反应。我示意潘阿姨不必惊扰他。默视良久,泪不能止,脑中一片空白。为伟亦转身而泣。出门,老太太执意送,一边念叨:“从结婚就没有好日子,从前是担心他抓进去、闯祸,后来是担心身体,好几次都过来了,这次不知道行不行……”辞别下楼,遇晋京母子,十二年前“不能占周末见面”的蹒跚学步“小外孙”,已是壮硕的半大小子,戴老的血脉,戴老的希望。

吴祖光先生晚年曾书“生正逢时”以自况,我想,戴老亦然。不是风雨如磐夜,怎成就这些顶天立地人。

所不同的,戴老去正逢时。

善哉!《神化与特权》的作者不朽!

原载《往事》第一百三十一期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黄一龙挽戴煌

February 21, 2016

戴煌:李九莲之死

February 21, 2016

2014-10-13 戴煌 时代屋

时代屋说:

有一个现象,因批判文革而被枪毙的女性似乎不少,这些女性一个一个都显得特别的坚强,譬如张志新、林昭。李九莲也是如此,只不过她是到华国锋执政时才被枪毙的。枪毙前,她的下颚和舌头被一根竹签刺穿成一体,以防止她喊口号。

一个如此对待女性的民族,作为男人,我们是否每个人都有一份罪责?

近来,居然有堂而皇之的文章说:法治不能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当年的李九莲,就是被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所杀的。她的定案,虽然在形式上走了公检法程序,但最终是由江西省委常委们以多数压倒少数决定的。一个多么“正确”的“人民民主专政”!

从监狱悄悄传出的挂号信

1980年秋天,江西鄱阳湖畔的监狱中有人托可靠人士,向新华社邮来一封挂号信。信中透露:1977年12月14日,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又两个月零八 天,江西的一位反林彪、同情刘少奇的青年女工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被尖锐的竹签穿连在一起,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毒之徒奸尸、刈去双乳。 十二名曾为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同时被判以重刑……

看到了这封信,不禁令人愕然。如果所言属实,这是又一桩张志新式的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1980年11月下旬,在飞往南昌的途中,我仍在自我发问:这可能吗?张志新死于粉碎“四人帮”前一年,长春的青年工人史云峰死于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 月,又一位英雄王酉申死于粉碎“四人帮”半年后,而李九莲不但死于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又两个多月之后,而且还在召开了“十一大”的五个月之后,中国还会 有如此草菅人命的狂徒吗?

到达南昌后,得知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上海休养治病,主持省委日常事务的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对我说,这不仅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且当时在讨论是否批 准判处李九莲死刑的省委常委会上,他本人就是坚决反对处死这位女青年的常委之一。但他和持同样观点的常委是少数,未能力挽狂澜。为此他一直心存憾痛。他全 力支持我详细查访以期纠正这个大冤案。

查访开始,先去江西省高级法院,翻阅李九莲案卷。这案卷足有几大包一尺多厚。每天上班时间去,下班回新华社江西分社,夜晚就空过了,实在可惜。我向法院办 公室主任邹济生和副主任老崔建议,是否可以让我把这些案卷借到分社去,这样可以加快速度。他们倒也爽快,而且都是同情这起冤案受害者的好心人,说了声“绝 对信任”,让我打了张借条,就如愿以偿。这样早早晚晚地只花了半个月,就看完了大约二百多万字的案卷,摘抄了十余万字。

然后王泽民派出省委汽车队最得力的司机黄荣水,开辆最新的北京吉普,由省高院郑科长陪同,去了赣南又转到赣北,察看了李九莲求学、工作、拘禁、劳改以及被处死的场所,访问了有关人士,历时共一个多月。所获材料证明,那封狱中来信,所言基本属实。

勤于独立思考的女青年

这位被“冤杀”的女青年,1946年出生于赣州一工人家庭。其父是位老共产党员,其母为家庭妇女,哥哥姐姐都是大学毕业的国家科技人员,两个妹妹是中等文化程度的一般工作人员或工人。加上她自己,兄妹五人都是共青团员。

解放前,由于全家生活难以维持,三岁的李九莲就被送人做童养媳。解放后,其父又把她背了回来。读书时,她十分刻苦,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在赣州市第三中学,被选为校团委宣传部长和学生会学习部长。由于善于钻研问题和独立思考,生活也十分简朴,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

1966年,出于无限信任和崇拜毛泽东,她满腔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团的惟一女生副团长。她参加过武斗、绝食和静坐示 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先后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度对“批判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达到十分狂 热的地步。

1968年,她与同时高中毕业的少数出身较好的同学,被分进赣州市当地的一些工厂当徒工。真正地接触到社会实际,她很快就发现有很多问题和现象,与自己 “造反”时想像的不一样。生产衰退,人民困苦,文化艺术凋零,青年一代的痛苦彷徨与颓废等等事例,像潮水般向她涌来,正是在这个时候,林彪在江西的死党程 世清,又刮起了一场“三查”风。

这场“三查”风,就是所谓的“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在“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的口号下,捉拿“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战斗队来去 匆匆,私设的公堂和牢门比比皆是。刑讯逼供成了“最最革命”的主要手段。全省各地成千累万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就被铸成了“反革命”。 多少人被打成残废,多少人惨然死去,又多少人妻离子散。这一切,啮痛着李九莲的心,从而使她与当年举国上下许多关切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们一样,不时扪心自 问: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1969年春天,她为此写了独自珍藏的七千多字的三十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她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和家庭的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 “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帅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对“红海洋”和 “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也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余晖 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1969年2月28日,她给高中同学时的恋爱对象曾昭银写了一封信。其时曾昭银已在福州部队当兵。李九莲在这封信中说:“经过多年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 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时好想(像)感到中央 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

接着,李九莲还写了这样一些话:“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感到对刘少奇的批 判是牵强附会”;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

在谈到自己的“人生态度”时,李九莲向其恋人写道:“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和完善的理想。’我决心接受马克思所说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

最后她告诫对方:“此信万勿给予他人”;下款“你明白的人”。

然而这个应该“明白”的人却装着“不明白”。他陡生“主动”之念,让飞黄腾达的私欲把爱情压得粉碎。他说此信“很反动”,“把矛头直指林副主席”。他立即 把这封信交给了上级。这“上级”当然更是如获至宝。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紧急调查,在1969年4月30日深夜,将李九莲抓进了赣州市公安局。

少女李九莲

林彪叛逃了,反林彪的人仍然有罪

李九莲无所畏惧。在为她举办的“单人学习班”上,她坦然地复述了自己的许多“活思想”,并交出了信件底稿和日记,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支左”部队的赵 副师长(笔者去赣州查访时,这位副师长已调任福建三明军分区副司令员)认定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矛头是“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 战友林副主席的,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在刘少奇的罪状公布以后为刘少奇进行辩护的……按毛主席的《公安六条》,她全都够格了”!于是, 李九莲被捉进了插翅难飞的监狱。

1971年9月13日,“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出逃并摔死于温都尔罕了。他们向李九莲严密封锁林彪出逃的消息,继续把她关押了将近一年,直到1972年7 月,才把她开释出狱。中共赣州地委给她做的结论是:“性质是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待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安排工作, 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他们并派人告知李九莲:“这样处理,你还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还可以革命。”

瘦小孱弱的李九莲信以为真,欣然走出了牢门。然后回家辞别了父母;离开了赣州;到了毛泽东当年搞过农村调查的兴国县,又到了这个县的崇山峻岭中的画眉坳钨矿,山上山下地挑矿砂,每月“工资”十六元。

很快,严酷的现实又一次使她大失所望:敌伪时代的矿警等人可以参加工会,她这个“年轻、出身好”的却没有资格;三年零八个月的拘禁、拷打、虐待,摧残了她 的健康,使她有心而无力从事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而附近一所中学因为没有英语教员,孩子们都上不了英语课,她要求去补这个缺,可有关人员回答说:宁可荒废 孩子们的外文课,也不能答应她的请求;后经别人介绍,她同意嫁给一个因出身于地主家庭而三十五六还没找到对象的光棍汉,这个光棍汉却在众人之前嘲笑她:宁 可讨一个“破鞋”,也不要她这个“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黄花女……

诸如此类的刺激与屈辱,使这位姑娘痛感赣州地委和公检法部门欺骗了她、损害了她。她接连向赣州地区、江西省、中央有关部门申诉,并到北京上访,要求改变这个“是非颠倒”的结论。

1973年11月,公安部和江西省公安厅,把李九莲的申诉状转到了赣州地区公安局,要求对她的问题必须进行复查。地区公安局拖延了三个多月,它的一位负责人批了四个字:“此信暂存”,然后束之高阁。

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多次通过正当途径申诉均如雪落沧海的李九莲,不得不请一些较好的同学,帮她写出一张《反林彪无罪》的大字报,张贴在赣州公园的围墙外,要求赣州地委和公检法机关为其修改“现行反革命”、“敌对矛盾”的结论,为她的三年冤狱彻底平反。

这一举动,立即涌起广泛的同情与声援的热浪。赣州市和赣州地区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学生、市民、知识分子,纷纷集会和张贴大字报支持李九莲。他们还自发 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下或称“李调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并在群众集会上,与地委书记杜昭等人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地委不但断 然拒绝了这一情理齐备的要求,反而以“反革命翻案”、“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等新加的罪名,于1974年4月,再次拘捕了李九莲,将其押往兴国县。原由是她 既在兴国县画眉坳钨矿劳动,应由兴国县县委及县法院审理处置。

这里很多人都明白:李九莲是个大冤案。兴国县委领导拒绝受理。他们推辞说,李九莲在赣州市张贴大字报,她的家又在赣州市,这件事理该由赣州市研究处理。两 地互相推诿,“李调会”的众多群众又涌向拘禁李九莲的所在,强烈呼吁释放李九莲。程世清随着林彪倒台之后,有人又一次打电话,请示在江西临时掌权的省军区 负责人陈昌奉。毛泽东的这位老资格警卫员再次以省委名义下令:不准释放李九莲!

有了陈昌奉的坚决撑腰,赣州地委的腰板更加强硬了起来。他们随之派人去兴国县,把李九莲押回赣州。但在1975年5月,赣州地区“公检法”仍以兴国县法院名义,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矛盾进一步激化,她成了“恶攻”分子

李九莲与赣州地委及地区“公检法”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她拒绝在所谓的《判决书》上签字,也不上诉,并立即绝食以求一死。从赣州市的第二监狱,到江西北部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她断断续续地绝食七十三天。

1977年1月底,劳改农场的犯人们按照一年一度的惯例,进行对上一年度的“年终评审鉴定”。在开评审小组会时,李九莲鉴定中的第一项“我的政治态度”尚未写完,到会“监督指导”的管教人员却对她说:“没有完全写好也不要紧,可以先说说已经写了的。”

李九莲拗不过,只好照本宣科。她对“现在的当政者华国锋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导和政策”进行了批评,接着说“在毛主席逝世时我就说过,‘寄希望于江青’……”在场“监督指导”的管教女干部即刻厉声喝道,“不许放毒”,一把夺走了李九莲手中的鉴定草稿。

这位管教女干部和女犯小组中的积极分子,都指责李九莲在进行“反革命煽动”。而李九莲却泰然自若,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她的未及读完的鉴定草稿上这样写道:

“毛主席历来提倡党的集体领导……华国锋却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华国锋借口反对‘四人帮’,取缔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暴露了他自己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很显然,李九莲的这份尚未写完的鉴定草稿中所持的观点,与她第一次被捕前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与否定的清醒认识是截然对立的。她为什么会这样,本是不难明辨的。

1977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7]六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铁道部于当月中旬下达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纪要》主张:“对攻击 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1977年4月,珠湖农场党委给上级单位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历数了李九莲的一切“罪行”,特别强调了李九莲“恶毒攻击英 明领袖华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那些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的精神,我们认为劳改犯 李九莲已构成犯罪,其罪恶达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对李九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报告,依次得到了鄱阳县法院和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认可。在这各级领导机关的讨论和决定或批示中,也都一律强调李九莲犯有“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一罪,一律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立即执行。

李九莲被枪杀于一座小松林中,受牵连者数以千计

要求立即判处死刑的报告,被送到了江西省委。省委常委会讨论是否作同样批复时,发生了一场争论。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等认为,对李九 莲的本质及其思想言论,应作唯物主义的分析。应该说,这位女青年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忧国忧民、勤于思考、要求上进的。这样的青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应该 予以谅解宽容。至于她对江青和整个“四人帮”的错误认识,只能归罪于我们民主生活中的弊端。因此,王泽民、张力雄等同志不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

但是,讨论到最后,到会的常委中的多数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王泽民、张力雄们只有三票,无力挽狂澜之既倒。

消息传出,赣州地委为彻底肃清李九莲在赣州地区的影响,并进一步打击“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要求省委将李九莲的死刑改到赣州执行。省委立即批复同意。

李九莲被押解到赣州得到如此判决,却漠然待之。她既不上诉,也拒不签字。和几度绝食求死时一样,她认为在这个天地里,很难做一个清白正直的人,“活不如 死”。她只在一小片粗劣的灰黄色手纸上,草草留下了一首题为“真理的花环”的小诗:“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武装自己,同时也是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 魂!”她又在另一小片同样的手纸上写道:“我只是像一只杜鹃似地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得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 呼唤一个死人!!”

1977年12月14日,上午九时,赣州市宽大的体育场举行三万余人的公审宣判大会。主席台下先站了一排都被戴着手铐的“李调会”主要成员。他们此来是 “陪绑”,最后押进会场的,是五花大绑的死囚犯李九莲。为避免她在广众之前进行分辩或呼喊口号,她的下颚和舌头早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与沈阳张志 新之被割破喉管和长春史云峰之被缝起嘴唇两角,“异曲”同工。

对她的“判决书”一念完,就在她的胸前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的大牌子,背后插上打着红××的亡命牌,咽喉紧勒,口塞毛巾,架上死囚车游街示众,使 她完全彻底地失去了任何呼喊的能力,游街一周后,她被枪杀于赣州市西郊土红色丘陵地带的一座小松林中。她的亲属不敢前往收尸。

一个月后,即1978年1月,曾是“李调会”的广播车广播员,已有三岁女孩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在南昌郊区被处以极刑。

1978年6月及10月,又有一批“李调会”人员被当做揭批查“四人帮”余党的重点人物,而先后被抓进牢房。据不完全统计,连同宣判李九莲死罪的公审大会 上陪绑的十余人在内,前后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左右,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六十人。

在监狱之外,许多机关、学校、厂矿、科研部门声援过李九莲的干部群众,包括原地委常委赣州市市长、原《赣南日报》总编辑、地区或赣州市的一些局长、赣州四 周的一些县委负责干部多人在内,被开除党籍或团籍、开除公职或留用察看、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降职降薪或免职停职靠边站的,多达六百多人;挨批挨斗、写检 讨、坐“学习班”的,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学、亲友、熟人等等,则数以千计,其中有的人被迫自杀,形成了一个殃及广众的大冤案。

拨乱反正的鼓声,很难影响到这个角落

1978年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全会决定全面复查和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中央全文批复了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

据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估计,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一年间,全国各级法院(包括军管期)判处的反革命案犯,约占全部被判处案犯的百分之二十八,其中百 分之四十需要改判纠正。据1978年10月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统计,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已查出这类案件有一万一千九百多件,已复查平反改判的仅二千 二百二十五件。

中央批转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这份《请示报告》,与李九莲的冤案完全对得上号。可是这份报告提到了复查纠正“反革命”冤错案已取得成绩的许多省市自治区中,没有“江西”二字。

1979年4月,面对这份已经传达到基层法院的中央文件和江西省高级法院的一再催促,赣州中级法院才不得不复查了一下李九莲大案。案件复查人王光法,就是 当年判处李九莲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九人审判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在1979年4月10日写下的复查意见是:“该案事实清楚,量刑适当,被告死不认罪,凡 (翻)案。”4月16日,地区中级法院检查组的意见是“维持原判”。

1980年1月29日,在与李九莲案有关而被判处有期徒刑者的不断申诉下,江西省高级法院再次指示赣州地区中级法院进行复查。法院于当年3月15日,写出 了《关于李九莲现行反革命一案的复查报告》,坚持认为李九莲犯有一系列反革命罪行,不论是1969年的拘禁、1974年的逮捕和1975年判刑,以及 1977年的枪杀,都“符合当时的政策”,“应予维持原判”。隔了一个月,即4月14日,赣州地委常委会“讨论”了地区法院的这个《复查报告》并作了决 定:“同意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意见,维持原判不变。”

面对赣州方面的这种态度,江西省高级法院调去李九莲案的全部案卷,从1980年5月8日开始直接进行全面复查,于当年9月作出了复查结论,并上报省委和最 高人民法院。这个复查结论认为,1969年和1974年、1975年对李九莲的处理是错拘、错捕、错判,1977年的处死是“轻罪重判,错杀,但李确已构 成反革命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9月17日,江西省委研究决定:“同意法院意见,属轻罪重判,错杀,撤销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

地委书记杜昭说:“记者的屁股坐在什么地方?”

鉴于这种现实,当我即将离南昌去赣州的时候,在1977年的省委常委会上反对判处李九莲死刑的江西省军区政委张力雄——解放战争中期,我任新华社江淮前线 记者时,他是江淮军区政治部主任,是我的老领导——为顾及我的采访顺利和人身安全,叮嘱我一定要住在赣州军分区招待所,并给军分区政委——也是当年江淮新 四军的一位老同志打了电话。到了赣州,我才切实地体验到,我的老领导的叮嘱并不是过分的。

在赣州,李九莲当年学习过的学校、当学徒工和第一次出狱后劳动过的厂矿,以及她被关押过的看守所、监狱的人员,都积极协助我参观并提供我所需要的材料。他 们对李九莲不幸均表同情;他们对李九莲问题的分析,与王泽民、张力雄等在省委常委会上的阐述几乎完全一致。惟独赣州地委和赣州法院的有关人员,对我的查访 采取了抵制或不合作的态度。

11月21日晚饭后,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副书记李侦续等人,驱车来到赣州军分区招待所与我谈话。虽然有时他们谈得也相当委婉,但都坚持认为李九莲是“现行 反革命”,“即使不是反革命,也是硬骨头造反派”,因为“谁当领导她就反对谁”。对于李九莲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张贴《反林彪无罪》大字报的要求平反活 动,以及由此引发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给地委造成的种种不快,他们仍然耿耿于怀。他们甚至说,“如果她想一死了之,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骂毛主席 呢?”

我在采访提纲中,列出了李九莲案卷中出现的几个实情不明的人名,其中有的也死于狱中,我想弄明白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杜昭和李侦续认为这些人都很坏。由此,转达地区法院对来访提纲有意见的口气说,“法院同志认为记者屁股坐在什么地方,是来干什么的?”

最后,他们的结语是,李九莲是反革命,只是不该杀而已。说得很轻巧,绝无杀错了人的那种负疚愧痛之情。

胡耀邦的批示,才掀开了这里的大铁盖儿

1980年除夕夜晚,我飞返北京。对所得素材经数日整理,写出一篇《内参》,题目是:《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 枪杀至今未昭雪》。当时,华国锋仍是党中央主席。这样的《内参》能否发得出,也还是个大问题。但是经当时的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杜导正拍板, 被送往印厂发排。

正在这个关口上,1981年1月23日,杜昭在赣州的一个会议上照旧强调,“李九莲反革命案是翻不了的,反革命的‘李调会’案是翻不了的”。他的这个讲话,立即刊登在《赣南通讯》,向赣州地区各县、各单位迅速而广泛地传达。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也作了基本相似的表态。

1月25日,那篇《内参》稿一送到党中央,立刻受到了胡耀邦的重视,他当即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公安部部长做了这样的批示:

彭冲、江华、(赵)苍壁同志: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彭冲当天就给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写了两行字:“(江)渭清、(白)栋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沉重的铁盖终于被掀开了。

2月17日开始,江西省法院按照省委的指示,并请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和赣州地区公检法机关派人参加,彻底复查李九莲案,3月9日就做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 论。3月18日,省委常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作出了对李九莲案进行平反纠正的决定。3月26日,赣州地委召开了所属各县市和地区直属机关、厂矿企业与学校 的党委负责人会议。此时地委书记杜昭已去中央党校学习,所以会议比较顺利地作出了贯彻耀邦批示和省委决定的决定。

接着,由省法院、地区法院和有关单位出面,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正决定。

4月17日,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李九莲的复查改正事,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报告,并附上江西省高级法院《关于李九莲案件的复查报告》等材料。省高 级法院的《复查报告》态度相当诚恳,它用检讨的口吻说:“在处理李九莲案件时,不能分清违法与犯罪的界限,甚至模糊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对李九莲给她恋爱 对象曾昭银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当时虽然看出她怀疑林彪是对的,但她对文化大革命提出非议,为刘少奇同志鸣不平,我们(就)没有看出她这一言行是正确的。 对她1974年的申诉,也没有看出是合理的,相反仍认为她这些言行是犯罪行为。”

然而,人们还得警惕啊

1981年初夏,在江西省和赣州地区为这偌大的冤案平反昭雪处理善后的时候,笔者与中纪委的一位老同志朱立,驱车到中央党校,见到了正在那里学习马列的杜 昭,我们向他说了耀邦的批示,说了南昌和赣州正为这起冤案落实政策的动态,希望他能够扭转原来的态度促进这项政策的圆满落实。他涨红着脸,说他现在只能集 中精力完成党所交给的学习任务;关于这件事,在家的同志会按照耀邦同志的批示办的。但我们从他的神态上看,他似乎仍有点悻悻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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